什么让女性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诺奖真相了
撰稿丨侯虹斌
2023年10月9日，哈佛大学讲席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将独享1100万瑞典克朗（约728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诺贝尔奖官方在社交媒体X（前身为推特）上，给出戈尔丁的获奖理由是：“她通过搜寻档案，汇集和修正历史数据，揭示了新的真相，而且真相令人惊讶。她还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机会的因素，以及她们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被需要。”
在这里，我想参考戈尔丁在经典作品《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中国女性面临的现状，来理解戈尔丁研究的意义，知道为什么她会得奖；更要籍此告诉大家，女性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01
戈尔丁表示，200年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而是形成了U形曲线。
19世纪初，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已婚妇女的参与程度有所下降，但随着20世纪初服务业的发展，已婚妇女的参与程度开始增加。戈尔丁将这种模式，解释为结构性变化和妇女对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的结果。
问题是，尽管这数十年来女性的教育程度极大提升、女性就业比例不断上升，但是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她表示：“现在这种收入差异主要出现在同一职业的男性与女性之间，而且主要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的。”
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的第一章中，戈尔丁举了一对夫妻的例子：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院同一专业，在同一家大的公司工作。开始两人的薪酬一样，但是，几年之后，差别出来了：
和大多数想要孩子的异性夫妇一样，伊莎贝尔保留灵活的职位，卢卡斯则继续待在职位上。（即使排除分娩后的最初几个月和孩子的整个婴儿期，这种情况仍将成立。）
卢卡斯的收入持续超过伊莎贝尔，而且在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的收入差距只增不减。他扶摇直上，她原地踏步。
对其他面对相似处境的夫妇来说，甚至在生孩子之前，工资差距都有可能拉大，因为打算生孩子的夫妇通常会搬迁以便优化就业机会，尤其是丈夫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性别工资差距始终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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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戈尔丁做了5组女性的调查：第一组，矢志于事业，不一定结婚生育；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先成就事业再成家；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兼顾。
里面有年代、工作方式、婚姻、工作、生育等情况的千差万别，我无法在这里一句话概括完，但结论是一样的：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就是无法兼顾。是的，任何人都不能。
没有人问男人能不能事业与家庭兼顾，因为他们默认是不需要兼顾家庭的，只需要做好事业就是成功了。
孩子是生命体，幼年时，需要一个成年壮劳动力全职、甚至24小时照顾，一比一置换。即便是中国用得起保姆的家庭，依然父母一方需要为孩子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问题是，这个置换婴儿的劳动力为何永远是女性（妻子或者是外婆、奶奶为主）？
那少部分在事业与家庭中较为圆满的女性，实际上也不是同时兼顾，她们只是安排了先后关系，一段时间全力拼事业，等事业有成之后，用家人（丈夫、父母）或花钱外包（好保姆）来照顾孩子家庭。——但每一个选择都有痛苦，依然要耗费更多的心力。
02
戈尔丁做的是200年来女性劳动力与报酬的研究，恰好我也做过相关的资料搜集工作，世界女性（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数据较多）是为何进入劳动力市场，又为何被驱逐；两性之间的劳动为何计价不一样。
由于工业革命，男性劳动力远远不够了，女性才“不得不”被吸纳，大规模地进入社会工作、领取工资。
在《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当中也谈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珍妮纺织机和动力织机的出现，纺织厂对女工的需求稳定增加，但报酬却很低。女工在工厂里每天必须劳动很长时间。
1833年的一家报纸预计，美国女工人的工资仅有男性的1/4，另一家报纸则声称，费城3/4的女人，一天工作13、14个小时，连续工作，一周的收入，还比不上同样工作的男性熟练工一天10小时的收入。1836年的统计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的收入不到37.5美分，而数以千计的女性，每天的收入连25美分都不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女性就业机会大增，包括已婚女性，再也不用一结婚就立即停止工作了。但好景不长。二战刚结束，男性从战场上回来了，美国妇女就出现了大批失业者。当时的美国妇女部部长弗雷德·米勒评论说：
公众的意见已从过分地认同妇女能做任何事情的时代转向妇女们应该高高兴兴地放弃工作，回到她们最适合的地方——厨房这种观念上去了。
一些美国人反对妇女参加工作，认为她们应该回家。甚至，这些女性还会为“只顾为国家作后勤贡献，赚钱养家，却没有很好地养育儿子”而受到批评。
这种情形在英国也同样出现。战时女性纷纷工作，甚至大量涌入军工企业支援前线；但一旦战争结束，她们就会被抛弃。
讨论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依然在发生。在经济大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时候，社会需要廉价又优质、负责的女工，要求她们减少生育，多投入社会劳动中；一旦经济开始萧条了，工作岗位不足了，则大力呼吁女人多生孩子，并且动用各种方式把她们从职场上排挤出去，交给男性。
就算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女性工作已非常普遍了，但戈尔丁说“这种收入差异主要出现在同一职业的男性与女性之间”，依然大量存在。
我查阅了一些数据，英国政府在2015年的调查发现，大半数企业男性薪资高出女性至少10%。建筑行业薪酬差距最大，达24.6%；其次是金融服务业（24%）以及信息和通信业（17.7%）。其中，英国服装品牌PhaseEight男性员工的时薪高出女性近65%；著名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的女性员工薪资比男性低52%。
欧盟统计局每4年汇总一次“收入结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2014年欧洲男女工资差距平均值为16.7%，其中法国15.1%、德国22.3%、英国20.9%；差距最大的是爱沙尼亚，达到28.8%。
美国在男女同工同酬方面做得更差。2014年全美女性的中位年薪仅为男性的79%，即同样工作男性每得到1美元的报酬，女性仅有79美分的进账。其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性别平等最糟糕，男性赚1美元，女性只挣65美分。
但仅仅看男女工资差距还不够，有些收入差异很小的国家，是因为女性就业率较低，只有工资相对较高的女性才能工作。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看起来差距不大的数字，并不是因为“男女平等”了，而是因为更多的成年女性压根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在家里操劳家务，或者在户主为男性的田地上、农场上，为他们劳动，一分钱工资没有。
数据还未能全部反映出女性真正恶劣的待遇。
美国大学女性联盟的一份报告指出，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美国女性在工作一年后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80%。而在大学毕业10年后，男女的收入差距更大，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69%。
03
如果要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中国女性最有发言权了。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多年来都是全球第一，只是近年下降了。
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现在明显下降了呢？中国的女性的就业率，从1949年后就业率就一直维持在高位。
可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10年之后，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高居全球第一，最高达73%，已经是过去式了。尤其在这5年来放开二胎之后，2020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降到59.8%，大概排在世界第55位。
这也是中国女性地位稳步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女性参与工作率越来越低，性别之间的薪酬差异（这还是仅指参与工作的）也越拉越大。
2020年11月25日，根据联合国妇女署进行的针对这类国家的38项调查数据，证实了：新冠疫情期间，可能会让性别平等倒退25年。疫情之前，全世界每天160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中，女性负担了约75%，是男性的3倍。而疫情期间，女性进行在家务、家庭护理等无偿工作的时间至少翻了一倍。
世界各国的女性失业情况，都比男性要更严重。在中国，情况也类似。
1990—2019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好的方面说，以我国15—24岁的女性为例，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0年的53%，降幅远远大于女性总体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就说明，这个阶段的女性受教育年限延长了，她们还没有进入劳动市场。这是好事，也是惟一的利好信息。
但整体来看，女性劳动力的数据堪忧。女性收入状况也远远跟男性不能相比。
2016年11月30日，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7》指出，中国性别工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199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资约为男性工资水平的77.5%，而到2010年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5.8%。而且，在所有队列内性别工资差距均呈扩大趋势。
04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倒退”，也有自己独特的原因。
以前比较高的原因是：在上世纪的70、80、90年代，社会结构更倾向于“平均主义”的温床，全民“双职工”，那也是城市男女最接近平等工作权的时候。国家会给孩子解决托儿所、幼儿园的问题，国家承担了孩子的部分照顾和养育责任，年轻父母可以安心上班。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不再大包大揽这些服务；市场竞争的企业需要承担员工的福利，而雇用女性需要考虑其生育产假的福利，于是，他们更愿意选择男性员工。
市场经济发达之后，贫富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同一个家庭当中，就会有高有低。而只要一怀孕，开始养育孩子，需要以家务为重，那么，这个人的事业起飞就很可能被耽误。收入高的一方就会要求收入低的，“干脆别上班了，你挣的钱，还没有请保姆的钱多呢！”甚至在双方同等收入、女高男低的情况下，依然是由女方辞职。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压力大增。一旦老人病、弱，这个孩子就只能辞职了。
如今，公共教育和服务体系的不断退化。名义上为孩子的学习减负，但那只是减少了学校和公共教育机构的负担，却大大加重了家长的负担。而成年人的“996”劳动时间，势必无法照料小孩，只能有一人辞职。在中国的环境下，即便辞职的不是妻子，这个压力也只会落到女性长辈头上，所以女性的退休年龄更早，就是为了更好地照料孙辈。
现在我国面临着生育率大幅下降的问题，由独生子女政策，到二胎政策，再到放开三胎。每多生一胎，对女性的事业，就是一次沉重打击。没有办法，现代社会里，要想使一个包括父母、孩子的大家庭保持高质量的运转，需要有人投入极其大的精力，而且这种投入越来越大。
但是，政府与社会，抽走了过去对这些家庭单位的服务与支持；交由家庭个体去完成。同时又歧视女性就业，削减女性福利，要求女性多生育。
在多方面的合谋之下，令女性只有全身心服务于家庭一条路。
现在可以回答戈尔丁的问题了：是什么让女性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
既是因为男性从家庭责任中的隐身，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家庭生活与孩子养育的极高要求，还有社会对于儿童养育的责任的撤离，对养老责任的放弃，把绝大部分压力都堆积到女性身上，在四五座大山之下，女性如何还能起舞呢？
不是女性不行，而是外在的压迫所致。
这里，再提一下克劳迪娅·戈尔丁的获奖。1990年，戈尔丁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她也曾担任2013—2014学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但这次获奖，依然有不少声音说：女人得奖，不过是因为诺奖的“政治正确”。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高级岗位和重要奖项，只可能是男人赢；如果偶尔出现了女人，那不过是因为男人照顾女人，而“让”给她们的。
你发现没有？这种振振有词，正验证了戈尔丁的理论：女性在工作上为什么无法与男性获得同样的报酬（奖项）？因为无论你多优秀，男性都绝不承认。这些，也正是女性研究者们要帮助全体女性突破的方向。这条路还很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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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来源于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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